野夫:残忍教育


我们打小接受的残酷训练,已经将心灵磨出了一层老茧。这种无情的厚茧,正在逐日蒙蔽我们的天良,使我们对人类的痛楚渐趋麻木。残酷的现实往往需要残忍的心灵去适应。


残忍,对人而言,究竟是作为动物的天性,还是家族血统的遗传?是某个特殊社会的迫使,抑或是个人教育的缺欠?我想是不是可以套用托翁的一句名言:所有的善良都基本相似,而残忍却各自不同。

许多年前,我远离家乡,母亲来信说,我的女儿(当时不到六岁,也不识生父)性格变得有点乖戾。比如,她会用一壶开水慢慢倒进小鱼缸,看那些鱼绝望挣扎又无路可逃,最后被烫死。母亲对此充满忧虑,老人从这一纯粹的儿童游戏事件里,看到残忍。这使我惊觫,我隐约意识到,几乎人类所有的残忍都具有一种游戏的表象,而多数的游戏中,都埋藏着一种残忍的本质。

当然,我不能不原谅我的女儿。一方面可以推诿她的幼小和父位缺失,尚未获得文明社会某些宗教式的护生教育,她只是在重复早期人类的原始野蛮。另一方面,我想起了我在那个边区小镇所度过的粗野童年,想起了我在这个国家所经受的全部残忍教育。当成人犹在主持或者默许各种变态的残忍游戏时,我实在羞于去谴责一个孩子。

我从四岁开始进入那个著名的十年,于是我天生就是个野孩子,没有幼儿院的正规学前教育,自然也缺乏什么益智的娱乐。乡村大孩子带我学会的第一种游戏,就是去田野抓癞蛤蟆。然后用泥巴糊一个小窑,里面铺一层生石灰,将癞蛤蟆关进去用稀泥封闭,上留小孔,再注入冷水。生石灰遇水则发散,产生极高的温度,蒸汽袅袅中,一阵阵“呱呱”的受刑惨号由强变弱。汽散声绝,扒开泥窑,但见癞蛤蟆的丑恶皮肤完全剥离,露出初生婴儿般的晶莹胴体,在死亡中显出一种纯净的美丽。

如此残忍的游戏,最初又是谁发明的呢?游戏源于摹仿,孩子们到底在摹仿什么?


我在对往事的转顾中,力图找到我对残忍竟能熟视无睹的源头–我们从何时开始,把恶行和暴力视为情有可原且法无可惩的正常生活?

六岁,对,六岁时我是一年级的学生。1968年的初秋。放学集合,一个血气方刚的教师拆散大扫帚,给每个孩子发一根竹条。然后排队,去打强盗。小街上走来我们这支武装童子军时,围着那个小偷的镇民们开始喝彩欢笑。小偷被罚站在一个水泥圆管上,衣衫褴褛,裤脚挽在膝盖上,似乎刚刚下田归来,脚下是一双草鞋。我深刻记得这些细节,是因为我们的高度只能够到他的踝骨。大人们不断吆喝“打,打”,于是小镇的狂欢节开始上演。

村小的孩子从六岁到十六岁不等,倚仗大人的鼓励,第一次可以打大人,无不心花怒放。那个中年小偷被无数竹枝抽得像陀螺一般跳动,在水泥管上来回穿梭,仿佛一场没有尽头的舞蹈。事实上他无处可逃,所到之处,带动的只是更密集的鞭笞和喧嚣。我清晰地记得他的小腿–那粗糙的还带着泥巴的皮肤,慢慢由红变紫,渐渐肿大发白,一如半透明的萝卜。他不停哀号,绝望地手舞足蹈,汗如雨下,双眼现出死亡的寒光。我挥了几下便因恐惧而悄然住手,而成人和孩子还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绝妙游戏中。最后,我看见他喉咙嘶哑,只剩鱼唇般地无声张合,身体摇晃如失去平衡的风筝,在极限的一击下砰然栽倒……

在围殴时,我们已经从大人的咒骂中知道,他是在试图偷裁缝铺的三尺布时被抓的,是乡下来赶集的一个农民。在成长的岁月里,我一直为此深深内疚。我总在想,他和我一样要面对人生的冬天,他的孩子还衣不蔽体,他实在没钱去给那个和我一样大的女儿增添一缕温暖,这时,他看见了那要命的三尺布。每每想起这一画面,我内心的痛楚就在深化。走笔至此,忽然泪流满面,我依稀可以确认,这,正是残忍教育的起点。


残忍,许多时候是难以分清其善恶性质的。把一个充满蚊虫的房间门窗紧闭,点燃毒气,彻底消灭害虫,没有人会质疑这样的行为。至于灭绝的手段,一般不会被追究。

十岁左右,我被母亲送到煤矿。父亲正经受被打倒后的各种体罚,他的同僚因不堪忍受而自杀,母亲担心他也想不开而将我送去作陪,于是我开始生活在真正的工人阶级之间。那时煤矿的老鼠很多,每天经历死亡的井下工人没有娱乐,灭鼠就成了他们的闲情逸致。

他们用各种智慧的方式活捉老鼠,然后将生黄豆塞进其直肠,再将其肛门缝住。黄豆在体内发胀,痛不欲生的耗子在放生后开始疯狂乱窜,闯进它们熟悉的家撕咬同类,一场大规模的自相残杀壮观而刺激,比任何毒药更惨绝鼠寰。或者将鼠尾捆上浸透汽油的棉花,点燃后放手,再欣然观看那团狂奔的火球。每每目睹那些触目惊心的场景,我油然而生一种彻骨的恐惧,因为厌恶和仇恨,他们如此折磨鼠类–是代表人类的正义吗?

那么人类自身的相互残杀呢?纳粹对犹太人的厌恶和屠杀与此无异,自不用举例。我们曾经对所谓剥削阶级的仇恨,似乎也不亚于此。我的故乡有个大地主叫李盖武,在土改时被愤怒的农民装在笼中,架在火上烤死。我们可曾分担那种灼痛?那是怎样一种漫长煎熬的死亡啊!如果再看看我们的刑罚史,了解凌迟、幽闭等等的含义,我怎能相信族类的理性。


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: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人民的残忍。这种政治伦理观一直主导着我们的社会生活。被奉为金科玉律的英雄格言要求我们–对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,对敌人则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。我们知道,情,是构成人性的基本元素之一,佛陀谓之有情众生。无情,则意味着我们只需要服从政治立场,摒除人之为人的底线思考和本能恻隐,对一切异己者(敌人)可以采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惩处方式。

当自然界的益虫和害虫都难以真正分清时,我们又如何正确区别同为人类的敌我呢?于是,最终的抉择和解释都只能归于强权。最高当局宣称麻雀是害虫时,这些无辜的生灵就要被全体人民驱逐。小鸟的天空骤然缩小,它们横遭屠杀,成群地累死于逃亡之路。鸟犹如此,人何以堪?冷静地回顾整个20世纪,所有曾经被我们命名为敌人的人,其中究竟有多少是十恶不赦的坏蛋?

1976年,我是小城初中的学生。那一年,这个国家充满了各种内涵的哭与笑,史学家后来视此为一个可以断代的年份。那个冬天,我们被组织起来去参加一个公审公判大会–要枪毙一个叫杨文生的反革命。从含糊不清的判词中,我们隐约听出,这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,其罪行原来是在上面抓了那四个人后,他依据传统演义小说的推理和经验,坚持认为这是一次宫廷政变。他到处演讲和张贴大字报,反对华的中央,号召人们要继续捍卫毛,坚决反对走资派的复辟。之前,他是小城著名的造反派,当然,肯定也迫害过一些基层干部。

那时的死囚还基本保留古代的形式,人被五花大绑,读完判词即被插上写有罪名的尖锐木标。我看见那削尖的木片从他后领中猛插进去时,他呲牙咧嘴,显得很痛苦,但喊不出声音来。我们一些胆大的孩子骑着自行车狂追囚车。在城郊的田野上,他被掀下来,踢跪在冻土上。行刑者熟练地在一米之内对其后背开枪,他猛然仆倒,卷曲的身体挣扎了几下,便永远地安静了,枪声似乎还在山谷里泛出回响。无数男女老少都在围观,杀人实在像这个无聊社会的一场喜宴,死者的血正好成为大众调味的盐。有个成人去把尸体翻过来,解开他的衣服,我们惊奇地看见,左胸上的弹孔还在汩汩淌血,最后的余热袅袅飘散在寒冷的大地上。


人在这个世界偶然地经过,因为五官六欲所能感受的短暂快乐,多数时候难免贪生。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要去与别的物种争夺生命的机会和空间,这种恶基于本能,我们常常无法苛责,毕竟舍身饲虎那种宗教精神是圣徒英雄的情怀。但如果轮到人与人、族与族、国与国之间的生存竞争时,必然要遭逢彼此的算计、厮杀和战争,那么此中的人性底线是什么?在个人主义、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些冠冕堂皇的大旗下,我们是否可以不择手段地放纵暴力而无须顾虑末日审判?

拿这样的问题衡诸个人经历、亲友往事和所谓的民族史诗时,我常常深陷困惑,不知其中伦理标高应该设在哪个刻度。草民拜天地,是要学会敬畏。君子远庖厨,是要心怀不忍。敬畏是要有所怕,不忍乃为培养爱。如果凡人皆知怕和爱,也许无须宗教,人人皆可超凡入圣。问题是,我们到底还怕什么?一切世间法,如何能扼制本来潜在又被反复提倡的恶性?

1949年,身为小地主之子的家父,为了乱世逃生而投身新政。他的家庭在土改中惨遭灭顶之灾,他却成了另一个县的剿匪英雄。父亲回避往事就像一个暮年潦倒的老叟,害怕邂逅青春钟情的恋人,但他的故事仍被我从一些幸存者的回忆中打捞出来。在那个嗜血的年代,他的出身要求他必须更加残酷才不被怀疑其忠诚。我相信,设计诱杀那些山野悍民、签令处决和他父亲一样勤劳致富的地主,绝非出于他本意的选择。他并不愚蠢,不会相信他那一刻的残忍是代表正义,但他清醒地知道,哪怕他稍微流露一点温情,一定会成为别人对他残忍的充足借口。他别无选择。

他领导的剿匪队在平定了“文沙长暴动”后,某日活捉了十几个俘虏。县里命令押解进城,他只带了两个部属。匪徒被捆绑串联在一起行动,磨蹭到夜晚,他们走进了荒无人烟的险境,极有可能被匪帮劫道。他的部下之一建议杀俘,向上级报告说匪俘逃跑被他们处决。他是领头的,他得承担责任,为了自己人的安全,他只好默许。部属先去解开绳索,要匪俘各凭天命逃生,然后,他们三人在月光下点杀那些四散而逃的生命,能侥幸逃出他们神枪的大抵所剩无几。

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,不是做文章,不是绘画绣花,不能那样雅致,那样从容不迫,文质彬彬,温良恭俭让。革命是暴动,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。”早在我们孩童时代,这段语录就被谱成了流行歌曲。在野蛮的旋律中,孩子们优雅地挥动皮带抽打出身不好的同学,逼迫老师吃屎,打家劫舍,虐杀无辜的人。我这一代,估计很少有晕血的人,因为在我们少年时期,眼中早就充斥着淋漓的鲜血,对许多人生惨酷,早已见惯不惊。残酷的现实往往需要残忍的心灵去适应。


我不清楚,残忍究竟是基于愚昧还是源于仇恨–此中暂且排除被迫的残忍行为。除开这两种之外,还有没有其它的发生原因呢?读了母亲的信,我想起女儿更小的时侯一些表现–那时我曾短暂地与之相处过一些片段时间。

大约在一岁多时,她还是一个与不熟悉的人难以和平共处的孩子。我这个过客似的父亲,面对她的哭闹完全无技可施时,只好抱她到鱼缸前。果然,她很快就被那些妖冶扭摆着的鱼所吸引而停止哭闹。她先是睁大泪眼,随着无声舞蹈的鱼转动瞳仁,鱼儿小憩不动时,她伸出小手拍打鱼缸兴风作浪,鱼们受惊又重新四处奔逃撞壁,一会才复归宁静。女儿又去拍,鱼再度狂奔,女儿终于破涕为笑。她可能意识到,她竟能捉弄这些貌似天仙的小精灵,并为此得意快乐。

这种游戏反复多次失去新奇时,她开始表示进一步的要求,指挥我把她抱到更近的位置,伸手到鱼缸里直接捕捉那些穷途末路的鱼。她似乎充分相信,这些弱小的动物不会使她受伤,她有些肆无忌惮。假设是蝎子蜈蚣呢?是什么使得一个孩子本能地区别这种捉弄的安全和危险呢?人的天赋中是否具备从形体的美丑来鉴别安危和喜恶的能力?鱼的反抗挣扎是徒劳的,她如愿逮到一条小鱼,鱼惊恐的扭动又使她略感害怕地把鱼扔到地上,鱼像一个机器玩具般蹦达了几下就躺着不动了,她开始大笑。

从中,我看出女儿如我一样是喜欢鱼的–一种毫无根由的喜爱。但这种爱的体现方式则是折磨对方–一种小小的残忍的开始。我们在成年人的恋情里司空见惯了因爱而起的折磨,以及发展到极致后的残忍。正如米兰·昆德拉小说中所说:他们相爱,但彼此置对方于地狱。这种因喜欢或者爱而产生的残忍确实不可思议,然而却遍布我们生活周围,我姑且称之为“抒情式的残忍”。


童年的我,每个学期都要提心吊胆地迎接一次整风运动。所谓对学生的整风,就是采取威吓利诱的手段,让儿童学会互相揭发。虽然今天看来那些检举的内容都十分荒唐可笑,但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,却播下了人性恶的种子。看见一个你曾经信任的孩子突然翻脸,站出来大义灭亲似的举报你们一起做过的顽皮之事,你无法不感觉到世事和人心的险恶。随背叛和揭发接踵而至的还有批判和哄笑,每一个孩子都要在这样的互相撕咬和报复之中颜面丢尽,人的尊严和诚信轰然崩溃,代之以狡诈和以邻为壑。

我迄今记得初中的一位女同学,美丽温婉,有着一条及腰的粗黑的麻花辫。也许仅仅因为父母来自省城,比我们在心灵和感情上早熟了几天。在一次整风运动中,她被她的闺中密友–我们班另一个女同学告发,说她亲口说过她喜欢看某个男生水汪汪的眼睛,还时常梦见那个男生。

那个女生大义凛然的检举,换来了其他所有同学的哄堂大笑。我看见这位清纯的女同学在瞬间的惊愕之后,突然恍若雷击般面色苍白,又瞬间血脉贲张面红耳赤,埋首于桌子底下嚎啕大哭。一个13岁的少女就这样被刻下了耻辱的红字,再也无法在这个学校生存下去,家人只好让她退学,寄养到武汉的亲戚家,后来早早结婚,成了一个卖早点的主妇。美丽红颜和单纯青春皆过早褪去,谁敢再寄望于童真的友谊?

背叛、告发、出卖甚至故意互设陷阱,是我从童年开始就要防不胜防的世道。我在今日之社会犹能时时处处感到的不安和危机,其实多数都是早在孩提时代就被教育形成的阴谋和险恶。


8岁左右,在经过汪营区公所的黄昏庭院时,我突然看见几个镇民将一个农民反剪双手,背吊在一棵梨树上。那时梨花初放,空气香软,这个农民的惨叫却响彻云霄。捆绑他的绳索越过树枝牵扯在另一个男人的手上,那些人每吼一声:“你还不说”,就把绳子拉一次,农民的脚离地便高一分,反吊的手臂的撕裂之痛便要加剧一分。

悬挂在花从之中的农民汗如雨下,面色惨白如梨花,他痛苦挣扎的颤抖哀求摇落了一地芳馨……我怔怔地望着这一画面,至今也无法理解,需要怎样残忍的力量,才能够将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反绑着拉向高空?

成为员警之后,听一个老员警津津乐道,那样的反绑悬吊审讯,一般不能超过半个小时,否则嫌犯的手臂就会终身残废。面对他善意的预告,我毛骨悚然,再次想起童年的记忆,想起若干年来人类总结得来的这些经验,内心暗自寒战不已。

1988年,在特区的某个派出所,我再次因为协助办案而不得不面对又一类似场景。那个很有经验的所长,用一副生铁打制的“土拷”,将一个嫌犯以“苏秦背剑”的方式–一只手从肩向下,一只手自腰背向上–拷在一起。嫌犯被罚跪在地上,所长让我监视。初入道的我难以干预,只能眼看着那个嫌犯即将晕厥,再去喊所长来松拷,然后再将他双手换一个方位继续拷上。

我并非天性残忍的人,何以也能面对这样的事件,虽然心有恻隐却熟视无睹呢?后来,我常常对此反省,发现,我们打小接受的残酷训练,已经将心灵磨出了一层老茧。这种无情的厚茧,正在逐日蒙蔽我们的天良,使我们对人类的痛楚渐趋麻木。残酷的现实往往需要残忍的心灵去适应。

另一方面,内心的怯懦大于残存的悲悯,我们没有勇气和能力去改变那些习以为常的制度。耳闻刑讯的哀号,我不敢去制止,是对其时我身上制服的屈服。一件衣服,约定俗成地遮蔽了我的良知,短暂地使我认同了它的法力。

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启蒙教育,基本是从恨开始的。师长们给我们虚构了一个“万恶”的旧社会,让大家天天悲愤地控诉:“旧社会,鞭子抽我身,母亲只能泪淋淋……”然后,现在我们要夺过鞭子抽敌人。少年的暴烈和残忍就这样被引燃,最后必将蔓延到整个社会,污染世道人心直到今天。

今天,在网上看见大量仇日和攻台的愤青,天天嚷着要奸杀和核武摧毁他们心中的所谓敌人和汉奸,我的内心充满悲凉。这些孩子早已不知道“文革”,他们似乎并未受过我们当初那种野蛮教育,可是他们这样的残忍心态,又是从何而来呢?

很显然,某种残忍教育的体系,还一直在我们这个社会暗中流传。酷吏和暴民愈演愈烈,人性在根本上衍生出恶的花朵。人与人之间学会恨和残忍是如此容易,而传播爱竟然是这样艰难。每每想到这样恐怖的前景,我就感到此夜的宁静竟是危如累卵;在我所看不透的夜幕之下,这整个都市的片刻贪欢,竟是那样令我不寒而栗。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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